《21世纪资本论》读书笔记

书名：21世纪资本论

作者：（法）皮凯蒂 Thomas Piketty
译者：巴曙松 陈剑 余江 周大昕 李清彬 汤铎铎

出版者：中信出版社

版次：2014年9月
读书笔记（开始时间：20181203）
1.是哪类书：政治经济学书

2.主要内容：本书回顾了自工业革命以来收入及财富分配的历史，利用 20 多个国家众多研究人员精心收集的最新数据，尝试梳理出一部关于财富及其分配不平等所引发的社会、政治和文化矛盾的历史，一部鲜活生动的人类历史。我还尝试在本书的第四部分为未来总结若干教训，但主旨其实是提供史实资料，让每个人从中得出自己的结论。

3.主要观点：最核心的观点就是：在整个 19 世纪，收入分配不公的趋势是逐渐拉大的。从 19 世纪初直到 19 世纪中叶，工人的工资基本上处于冻结状态。贫富分化的趋势到 1870 年之后才不再恶化，但也没有改善。二战之后，收入分配有了很大的改善，但从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又开始逐渐恶化。这是一条 U 型曲线。如果继续现在的趋势， 21 世纪将会和 19 世纪一样：巨大的贫富落差、尖锐的社会矛盾、红旗到处飘扬、甚至引发社会动荡和战争。

4.要问的问题：贫富不平等会越来越大吗？原因是什么？如何缩小贫富差距？

5.书的结构：围绕收入不平等现象，分析21世纪不平等可能加剧的原因，最后给出建议。第一部分为“收入和资本”，第二部分为“资本 / 收入比的动态变化”，第三部分为“不平等的结构”，第四部分为“21世纪的资本监管”。
6.重要的单字：资本收益率，资本税

7.重要的句子：导致收入不平等加剧的最主要因素是从长期看，资本的收益率大于经济增长率，即 r>g 。

8.作者的论述：
导读 何帆
21 世纪会重蹈 19 世纪的覆辙吗？
如果只是偏见之间的互相批斗，不会对学术研究的深入起到任何积极的作用。
Piketty 关注的是 19 世纪以来全球经济的大趋势。19 世纪以来出现的一个重大变化就是人口数量突然开始增加。(21世纪人口增长将减缓甚至负增长。)人口的变化会带来两个重要的影响：一是经济增长速度会随之放慢。二是不平等程度会随之提高。人均产出的增幅也将变缓，但峰值出现时间晚于人口峰值出现的时间，增幅也不会降到零。21世纪纪全球产出的增长速度一定会放慢。值得担忧的是，在财富增长和经济增长之间的赛跑中，经济增长的速度将低于财富增长的速度。
他(作者)所谓的资本或财富，是指一个社会中能够在市场上交换所有权的所有的非人力资本的资产。通俗地讲，包括了土地、房产、厂房、设备、股票、债券、银行存款、专利等等。
19 世纪的时候，在英国和法国，财富的主要构成是土地和公债。20 世纪之后，资本的构成有了很大的变化。土地在财富中的重要性一落千丈，但取而代之的是住宅和商业房产，以及工业生产中的资本品。 20 世纪通货膨胀一度非常猖獗，因此购买公债不再是诱人的投资机会。发达国家在很大程度上是靠通货膨胀、剥削公债投资者，逐渐降低了其债务的规模。
从长时段来看，与 19 世纪相比， 21 世纪的资本构成或已今非昔比，但资本的收益率却旗鼓相当。
粗略而论，资本的收益率大致在 4-5% 左右。
结论是： r>g ，即资本的收益率（ r ）将会超过经济增长率（ g ）。资本得到的越来越多，贫富差距会越来越大。
19世纪以来，收入不平等的情况先有所缓解，后又加剧。不好的不平等是那些不靠自己的努力，而靠财富，甚至是继承来的财富生息，导致的极度富裕的阶层（比如，最富的 1% ）和广大民众之间的不平等。
α=r×b ， a 是资本在国民收入中的比例， r 是资本收益率， b 是资本 / 收入比。
在 Piketty 看来，未来的世界恰好是一个低增长和高储蓄的结合。低增长加上高储蓄，决定了全球的资本 / 收入比会逐渐提高。
最核心的观点就是：在整个 19 世纪，收入分配不公的趋势是逐渐拉大的。从 19 世纪初直到 19 世纪中叶，工人的工资基本上处于冻结状态。贫富分化的趋势到 1870 年之后才不再恶化，但也没有改善。二战之后，收入分配有了很大的改善，但从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又开始逐渐恶化。这是一条 U 型曲线。如果继续现在的趋势， 21 世纪将会和 19 世纪一样：巨大的贫富落差、尖锐的社会矛盾、红旗到处飘扬、甚至引发社会动荡和战争。
Piketty 主张，为了改变 21 世纪贫富恶化的趋势，应该在全球范围内，对资本征收累进税。
从根本上说，财产自由和民主政治并非完全一致的，就看你想要什么。 Piketty 认为，为了维护民主政治的稳定，必须采取行动，遏制财富过度地集中到少数富人手里。这是避免出现社会动荡的最佳方案。
贫富不平等究竟会对社会稳定带来多么大的影响？
九评
导致收入不平等加剧的最主要因素是从长期看，资本的收益率大于经济增长率，即 r>g 。
皮克迪最关心的是资本和劳动之间的不平等，因为这一不平等对整个社会的影响最大。
在皮克迪看来，未来的世界恰好是一个低增长和高储蓄的结合。
以收入分配而论， 19 世纪极端不平等， 20 世纪上半叶转为相对平等， 21 世纪可能变得越来越不平等，这是皮克迪此书的基本结论。
在“1%”中，收入越高，房产在财富中所占的比例越低，金融资产所占的比例越高。金融资产中又主要以股票为主。来自股票的收入中又主要来自于股票的分红，而非股票增值后的收入（即炒股票的收入）。
争取民主政治的最好办法就是建设公共财政体制，以公开、透明的财政体制界定政府与市场之间的界限，规范和制约政府的行为，同时提供公众参与、影响决策的机会。
社会是一条船。这条船漏水了，每个人都要遭殃。解决收入不平等，不仅仅是为了安抚穷人，更不是为了打击富人，而是为了创造一个乐观积极的社会，让每个人都有信心，在这个社会中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善生活、出人头地。这样一个稳定、自由的社会，对 99% 的人是有利的，对 1% 的人也是最安全的。
中文版自序
本书回顾了自工业革命以来收入及财富分配的历史，利用 20 多个国家众多研究人员精心收集的最新数据，尝试梳理出一部关于财富及其分配不平等所引发的社会、政治和文化矛盾的历史，一部鲜活生动的人类历史。我还尝试在本书的第四部分为未来总结若干教训，但主旨其实是提供史实资料，让每个人从中得出自己的结论。
中国很大一部分政治精英不会从财富透明、累进税制和法治国家中得到什么好处。而一部分愿意放弃特权、为公益做贡献的人似乎认为政治民主的上升将彻底危及泱泱大国的统一，但政治民主是必定与经济民主携手而行的。有一件事是肯定的：中国会从诸多矛盾之中找出一条独一无二的决定性道路，其他国家也是如此。历史自会开创新的道路，往往就在最出人意料之处。
导言
现代经济增长与信息传播虽然规避了马克思理论演进结果的发生，但是并未改变资本深层结构与社会不平等的现实——至少不像“二战”之后十年中一些乐观主义者所想象的那样尽如人意。
当 21 世纪的今天依然重复着 19 世纪上演过的资本收益率超过产出与收入增长率的剧情时，资本主义不自觉地产生了不可控且不可持续的社会不平等，这从根本上破坏了以民主社会为基础的精英价值观。然而，民主可以重新控制资本主义并且保证公众利益高于个人利益，保持经济开放度，同时避免贸易保护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影响。
马尔萨斯:人口论，较悲观。
李嘉图:认为随着人口增加，土地会稀缺，地租会上涨。主张对地租征税。但随着农业在经济中比重的下降，农田的价值不可避免的下降了。某商品相对价格的巨大变化可能会导致财富分配的长期严重不均，而供给与需求的相互影响也无法排除这种可能性。这是李嘉图稀缺性原则的主要含义。
马克思:无限积累原则。直到 19 世纪下半叶——甚至是到最后 30 多年——才出现了工资购买力的显著上升。
在 19 世纪 40 年代资本繁荣发展，工业利润增长，但劳动收入却停滞不前。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第一个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发展起来了。
马克思将他的研究重心放在了对资本主义体系内在逻辑矛盾的分析上。他的主要结论可以被称为“无限积累原则”，即资本将不可逆转地不断积累，并最终掌握在一小部分人手中，是一个没有天然界限的过程。这就是马克思预言资本主义终将灭亡的分析依据：资本收益率稳步降低（这样将遏制资本积累，并导致资本家之间的激烈冲突），或是资本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无限制地增长（这迟早将变成工人运动的导火索），——不论发生何种情况，社会经济均衡或是政治稳定都将变成奢望。
马克思的悲观预言也没有实现。在 19 世纪后 1/3 时期，工资终于开始慢慢增加：工人阶级的购买力显著提升并不断扩大范围，这一现象从根本上改变了当时的社会现状，即使极端不平等依然存在而且在某些层面直至“一战”前依然有增无减。共产主义革命正式拉开序幕，但主要集中在欧洲和苏联经济落后地区，这些地方几乎没有开始工业革命，然而大部分先进的欧洲国家已经开始寻找其他利于社会民主的途径——他们的公民是幸运的。
马克思完全忽视了持久技术进步的可能性以及稳定增长的生产率，这些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作为平衡私人资本积聚进程的重要因素。
这就是为什么经济学理论需要搜寻尽可能完整的历史资料，而在这方面马克思并没有做到挖掘全部可利用资源。而且，他也没有花心思研究没有私人资本的社会在政治和经济层面是如何运行的。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议题，那些取消私人资本、实行极权主义的国家的悲惨现状就可充分说明这一点。
他以一个重要问题开始（关于工业革命期间空前的资本积累），然后试图以自己的方式回答，现代经济学家都应该以他为榜样并从中获得启发。低增长不会完全抵消马克思的无限积累原则：由此产生的均衡状态尽管不像马克思预言的那么严重，但仍然十分令人烦扰。
库兹涅茨:经济学家已经从对末日预言的过度阐述逐渐转变为对理想主义或者至少是对圆满结局的过度偏好。不管经济政策如何选择或者不同国家间的其他差异，收入不平等将在资本主义发展的高级阶段自动降低，并最终稳定在一个可接受的水平上。
这是第一个依赖庞大统计工具所形成的系统理论。他注意到， 19131948 年，美国收入不平等突然减少。这是客观数据第一次成为主角。库兹涅茨在 1953 年发表的那篇有分量的著作中，每一个微小的细节都有明确的数据来源以及方法依据，这样他的演算过程就变得可以复制。除此之外，库兹涅茨还得出了一个喜人的结论：收入差距在缩小。
在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的进程中，收入不平等必然会出现先扩大后缩小的过程。库兹涅茨认为，第一阶段收入不平等的自然增长与工业化的早期阶段相关联（对美国来说大概是 19 世纪），紧随其后的是一个不平等大幅减少的阶段（对美国来说是从 20 世纪上半叶开始的）。
19141945 年我们所观测到的在几乎所有发达国家发生的收入不平等的锐减，总体上都是源于前文所述的世界大战和这些国家（尤其是当时那些国家里拥有巨额财富的人们）所遭受的剧烈的经济政治冲击。这与库兹涅茨所描述的跨行业流动这一平静的过程几乎没有什么关系。
19 世纪的经济学家将分配问题置于经济分析的核心地位并致力于研究其长期趋势，这一做法值得称道。我们没有任何理由相信增长是自动平衡的。我们从很早起就应该把收入不平等的问题重新置于经济分析的核心，并提出 19 世纪就已经出现的类似问题。只有通过耐心地梳理事实，建立样本，再在不同的国家间进行比较，我们才有希望识别出发生作用的机制并对未来有一个更加清晰的预见。
不平等本身未必是坏事，关键问题是判断它是否为正当的，是否有存在的理由。
本书的主要研究成果:第一，每个人都应该警惕任何关于财富和收入不平等的经济决定机制。财富分配的历史总是深受政治影响，是无法通过纯经济运行机制解释的。不平等是所有相关力量联合作用的产物。第二个结论，也是本书的核心：财富分配的动态变化表明，有一个强大的机制在交替性地推动着收入与财富的趋同与分化。此外，那些长期存在的促进不稳定和不平等的力量并不会自动减弱或消失。趋同的主要力量是知识的扩散以及对培训和技能的资金投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推动更进一步平等的主要力量仍是知识和技能的扩散。
趋同的主要力量（即知识和技能的扩散）只是部分自然和自发的，它同样很大程度依赖于教育政策、获得培训和适当技能的途径以及与之相关的机构。
分化力量:第一，高收入者的收入要远远高于其他人（尽管到目前为止仍只在相对小范围内存在这一问题）。更重要的是，当经济增长疲软而资本回报高的时候，在财富积累和集中的过程中会伴随着一系列的分化力量。而这个因素要比第一个因素的影响更大，它也无疑是导致长期财富分配不平等的主要因素。分化的根本力量： r>g。（这里 r 代表资本收益率，包括利润、股利、利息、租金和其他资本收入，以总值的百分比表示； g 代表经济增长率，即年收入或产出的增长）
在财富积累和分配的过程中，存在着一系列将社会推向两极分化或至少是不平等的强大力量。同样存在趋同的力量，并且在某些国家、某段时间，这些力量可能会占优势，但是分化的力量在任何时候都可能重新占据上风，正如现在 21 世纪初似乎正在发生的一样。未来几十年内人口和经济增长率可能减慢，从而使得不平等趋势更令人担忧。r>g 的根本性不平等，它与任何形式的市场缺陷都无关。而恰恰相反，资本市场越完善（以经济学家的角度）， r>g 的可能性就越大。
只要是合乎情理的，社会不平等本身并不是一个问题。
我更热衷于讨论组建社会的最优方式，以及建立一个公正的社会秩序所需要的最合适的制度和政策。此外，我希望看到在法律框架下实现有效而高效的公平正义，法律应该平等地适用于所有人，并且是通过民主辩论而形成的大众都能理解的法规。
坦率地说，目前的经济学科不惜牺牲历史研究，牺牲与其他社会科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而盲目地追求数学模型，追求纯理论的、高度理想化的推测。这种幼稚的做法应该被摒弃了。
事实上，经济学并不应该试图与其他社会科学割裂开来，只有与它们结合起来才能获得进步。社会学科的共同特点是知之甚少却把时间浪费在愚蠢的学科争吵之中。如果想要进一步了解财富分配的历史动态和社会阶级的结构，我们必须采用一种务实的态度，利用历史学家、社会学家、政治学家和经济学家的研究方法。我们必须从基本的问题开始，并试图去回答这些问题。学科争论和地盘之争是没有意义的。在我眼里，本书是部经济学作品，同时也是一部历史学作品。
它的唯一目的是从过去的历史中找到一些通向未来的钥匙。但历史总是能够创造自己的路径，这些过去的经验教训的实际用处还有待考证。我只是将这些历史呈现给读者，并不是说我了解它们所有的意义和重要性。
第一部分 收入和资本
第一章 收入和支出
劳资双方如何分配生产所得？这一直都是分配冲突的核心问题。
财富分配包含两个维度，一是“要素”分配，这里劳动力和资本被当作是“生产要素”，他们被抽象成两个均匀的实体；二是“个体”分配，这会考虑到个体层面上的劳动收入和资本收入的不平等。
劳资之间的分立造成了诸多冲突，首要原因是资本所有权的高度集中。财富的不平等，以及由此产生的资本收入之间的不平等，事实上比劳动收入的不平等要大得多。
20世纪后半叶，资本所占比重增加，资本的内容也有变化(从 18 世纪的土地和其他不动产变为 21 世纪的产业和金融资本)。今天在发达国家资本之所以重要，主要是由于人口增长和生产率增长减慢，同时政治制度也客观上偏向私人资本。
了解这些变化最有效的办法是分析资本 / 收入比的演变（即资本总量和每年收入流之比），而不是只关注资本——劳动划分（即收入分别分配到资本和劳动的份额）。
国民收入是指一年内一国居民可得的所有收入之和（包括所有类型的收入）。
国民收入=国内生产总值(GDP)-折旧，成本等(约为GDP的10%)+从国外获得的净收入(可正可负)
国民收入约为GDP的1%或2%。
关于资本的不平等这个问题更多的是一个国家内部的问题，而不是国与国之间的问题。资本所有权的不平等造成的每一个国家里富人和穷人的冲突，远比其导致的国家间的冲突更严重。
一国的国民收入有可能大于或小于它的国内产值，这取决于国外净收入是正还是负。
国民收入 = 国内产值 + 国外净收入
在全球层面，全球收入 = 全球产出
在任何给定年份，总收入都不可能超过新创造出来的财富（在全球的角度来看，单个国家当然可能从国外借贷）。反之，所有产出必须以某种收入的形式分配到劳动或资本上——或者是工资、薪水、酬金、奖金等（作为对工人和在生产过程中贡献了劳动力的人的报酬），或者是其他如利润、红利、利息、租金、版税等（作为对生产过程中使用的资本的所有者的报酬）。
国民收入 = 资本收入 + 劳动收入
资本指的是能够划分所有权、可在市场中交换的非人力资产的总和，不仅包括所有形式的不动产（含居民住宅），还包括公司和政府机构所使用的金融资本和专业资本（厂房、基础设施、机器、专利等）。
人力资本无论何时都不能被另一个人所有，也不能在市场中永久交易。这是人力资本与其他形式的资本最显著的区别。
所有形式的资本都具有双重角色：既有存储价值，也能作为一种生产要素。
我将“国民财富”或者“国民资本”定义为在某个时点某个国家的居民与政府所拥有的全部物品的市场价值之和。
国民财富 = 私人财富 + 公共财富
国民财富 = 国民资本 = 国内资本 + 净国外资本
国内资本是位于国家边界以内的资本存量（建筑、公司等等）的价值。净国外资本（或净国外资产）衡量了一国在世界其他地方的头寸：更具体地说，是位于世界其他国家的本国国民资产与位于本国的外国国民资产之差。
全球财富总值等于全球（作为一个整体）的“国内”资本。
资本 / 收入比
收入是流量，它与某段时间内（一般为一年）生产和分配的产品数量相关。
资本是存量，它与某个时点上所拥有的财富总额相关，是此前所有年份获得或积累的财富总量。
衡量某个国家资本存量最自然而有效的方法是用这些存量除以每年的收入流量，从而得到资本 / 收入比，用希腊字母 β 表示。
收入差距主要由两个原因造成：一是劳动收入的不平等；二是资本收入的不平等，而这正是财富极端集中的后果。人均国民收入是指将既定总产出和国民收入在完全平均分配的条件下，分配给每个人的数量。
一个国家的资本 / 收入比并不能反映国家内部收入不平等的情况，但是 β 值还是可以衡量一个社会总资本的重要性，因此分析这个比率是研究收入不平等的第一步。第二部分的主要目的是阐述不同国家的资本 / 收入比的差异、差异产生的原因以及它是如何随着时间演变的。
可以将发达国家的资本存量划分为大致相等的两个部分：家庭资本以及企业和政府使用的专业资本。
资本主义第一基本定律： α=r×β
该定律阐释了资本存量与资本收入流量之间的关系。r 是资本收益率。α是资本年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例。
马克思主义者的研究尤其强调利润率会不断下降——一个被证明是错误的历史预言，尽管这其中确实包含了有趣的直觉判断。(刚看的《资本论》，嘿嘿)
资本收益率的含义要比“利润率”和“利息率”的含义更广，实际上它包含了以上两者。
资本主义第二基本定律：更高的储蓄率和更低的增长率会带来更高的资本 / 收入比（ β ）。
直到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每年定期的国民*9账户才正式确立。
国民账户是一个不断演进的社会建构，总是反映出那个时代的关注点。
只有加入了历史数据和分配数据之后，国民账户才能成为我们分析中的重要依据。
全球产出分配
工业革命后欧美遥遥领先，但现在亚非尤其是亚洲逐渐赶上，欧美逐渐下降到19世纪的水平。
购买力平价:考虑汇率和物价水平对收入或GDP进行调整。
不管使用哪种测量方法，全球似乎已经进入了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收入逐渐趋同的新阶段。
发达国家的富裕包含两个层面，不仅国内产值更高，国外投资也更多，因此发达国家的人均国民收入大于人均产出。落后国家则正好相反。
自由贸易带来的好处主要来自知识的扩散、开放国境所带来的生产率提升，而不是来自和分工有关的静态收益，后者的作用看似较为微弱。
总之，历史经验表明，无论是全球层面还是国家层面的趋同，其主要机制是知识的传播和扩散。换言之，落后国家是通过提高科技水平、专业知识与技能和教育水准来追赶发达国家的，而不是通过成为富国的资产。知识的扩散并不是上天赐予的甘露：是对外开放和贸易加速了知识的扩散（闭关锁国阻碍了科技的传播）。总之，知识的扩散取决于一个国家调动资金的能力以及鼓励大规模教育和培训投入的体制，这个体制同时还要确保司法系统的稳定，使得各类经济主体能够据此从事经济活动。因此，这和实现一个合法而高效的政府息息相关。简而言之，上述就是历史教给我们的关于全球经济增长和国际不平等的主要经验教训。
(几个基本概念:资本主义第一基本定律： α=r×β
β为资本收入比，r为资本收益率，α为资本年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例。
自由贸易的主要好处是知识扩散，效率提升，而不是外来资本带来的收益。)
第二章 增长:幻觉与现实
21 世纪世界可能重新回到慢增长模式。更确切地说，我们将发现除特殊时期或追赶时期外，增长总是较为缓慢的。而且所有迹象都显示增长率（或者至少是人口增长率）将在未来继续趋缓。
将产出增长率分解为两个部分，即人口增长率和人均产出增长率。换言之，增长总是包含一个纯人口部分和一个纯经济部分，而且只有后者才意味着生活水平的改善。
工业革命以前人类经济增长率和人口增长率都维持在一个很低的水平，工业革命后增长率有了大幅提升，但未来可能又回到那种低增长模式，至少人口增长是如此。
累积增长定律:很低的年增长率如果持续相当长的时期，会导致巨大的不同。
累积收益定律的含义是几个百分点的年收益率经过数十年的叠加，会自动引起原始资本数额的巨幅增长。其前提条件是收益不断地用于再投资，或者资本所有者只把一小部分（相对于社会的增长率）收益用于消费。
本书的核心观点是资本收益率与经济增长率之间明显而细小的差距，将在长期内对社会不平等的结构和演变产生强大而不稳定的影响。
世界人口在20世纪经历了罕见的高增长，在21世纪预测世界人口增长将回到之前的低增长甚至负增长的模式。
父母决定生育的子女数量的细微差别可能给全社会带来巨大的影响。
在增长较慢时，资本收益率很有可能远远超出经济增长率，正如本书导言中谈到的，这种情况是财富分配在长期内出现巨大不平等的主要原因。
在增长率为零或者极低时，各类职业活动以及各种经济和社会功能，都在一代又一代人之间没有变化地重复。相反，持续增长（即使增速仅为每年 0.5% 、 1% 或 1.5% ）则意味着新的功能不断出现，每一代人都需要掌握新技能。
在长期内，经济增长能明显改善生活水平是确定无疑的。现有的最佳估计表明，全球的人均收入在 17002012 年增长了 10 倍以上，从每月 70 欧元增至 760 欧元，在最富裕的国家增长了 20 倍以上，从每月 100欧元增至 2 500 欧元。
过去的增长虽然结果非常壮观，年度增长率却几乎都处于很低的水平，通常不超过每年 1%1.5% 。增长率明显更快（每年 3%4% 或更高）的历史案例仅发生在加速赶超其他先进地区的国家。这样的过程在追赶实现后就会自然终结，因此只能是过渡性质，有时期限制。还有，此类追赶现象显然不可能在全球同时发生。
事实上，人均产值增长率接近于每年 1% 已是很快的速度，其变化比许多人想象的要快得多。
概括地说，过去 3 个世纪的全球增长率可以描述为一个峰值很高的钟形曲线。在人口增长和人均产值增长两方面， 18 世纪、 19 世纪尤其是 20 世纪都在逐渐加速，到 21 世纪剩下的岁月则很有可能回归原先的较低水平。
通货膨胀（即所有物品价格普遍上涨）本身也会对财富分配变化产生基础性的影响。事实上正是主要依靠通货膨胀，才让发达国家摆脱了“二战”结束时背负的沉重公共债务。通货膨胀在 20 世纪还给各种社会群体带来了不同的再分配效应，往往还是通过混乱、失控的方式。
通货膨胀主要是 20 世纪才有的现象。
(与主要货币脱离金属本位有关。)
(18世纪以来，主要是19世纪以来人类经济的高速增长，作者认为不会持续，由于人口增长的减缓，经济增长率在21世纪会持续下降，回归到19世纪以前的水平。我认为是不是悲观了一些。会不会再出现一些新的经济增长动力？)
第二部分:资本/收入比的变化
第三章 资本的变迁
产生持续且可靠的收入，难道不是资本再自然不过的属性吗？
资产/收入比在20世纪前半叶显著下降，1950年后又逐渐回升到20世纪以前的高位水平。
资本的属性已有改变：过去大多是土地，今天则以住宅加上工业和金融资产为主，但其重要性却丝毫未减。
到20世纪初，英法都积累了巨量的海外资产。这些巨大的净国外资产让英法两国得以在 19 世纪后期到 20 世纪早期维持结构性的外贸赤字。
换句话说，世界其他地区在通过辛苦劳作来增加殖民帝国的消费的同时，它们欠这些殖民帝国的债务还越来越多。这样说似乎危言耸听，但我们应该认识到，通过贸易盈余和殖民占有的方式来积累海外财富的目标，正是为了在日后维持贸易赤字，永远保持贸易盈余是没有现实意义的。拥有财富的好处在于，人们即使不工作也能继续消费和积累，或者说能够以比自己从事生产更快的速度来继续消费和积累。同样的逻辑也适用于殖民主义时代的国际舞台。
到 20 世纪 50 年代，英法两国的净国外资产持有量都接近于零，意味着两个昔日的殖民帝国拥有的国外资产仅仅与世界其他地区在英法两国国内拥有的资产数额相当。
真正长期的结构性变化在于农地逐步被房地产和运营资本替代，而总资本存量占国民收入的比例大致保持稳定。
无论于公于私，资本的定义总是指净财富，也就是某个主体拥有的权利的市场价值（资产）同他所欠债务的市场价值（负债）的差额。
净公共财富在英国不足国民财富的 1% ，在法国仅为约 5% ，即使我们假定公共资产的价值被严重低估，它也不会超过国民财富的 10% ，目前看来依然无足轻重。
大致来说，公共资产和公共债务（更不用说两者的差额）与规模庞大的私人财富相比始终显得非常有限。
18-19世纪英法的公共债务均有显著上升，法国靠违约等解决(因为改朝换代了)，英国靠财政盈余逐步偿还。
19 世纪，贷款人的回报很高，从而促进了私人财富的增加；但在 20 世纪，债务被通货膨胀蚕食，收到的回报是不断贬值的货币。
通过通货膨胀来实现再分配的机制效果显著，因而在 20 世纪的英法两国历史上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战后法国经历了30年的公共资本膨胀，私人资本萎缩的时期，后来私人资本又占主导地位。
(海外资产占资产的比例，资产的构成成分，以及公共资产与私人资产的比例，在不同的条件下会不断变化。)
第四章 从旧欧洲到新大陆
长期决定资本 / 收入比的根本因素是什么？
德国的情况:首先，从长期来看，农地资产让位于住宅和商业地产以及工业和金融资本；其次，资本 / 收入比自“二战”结束以后稳步提高，似乎已经回升到 19141945 年多次冲击之前的水平。
德国20世纪初海外资产很少，这也是一战的原因之一，21世纪初德国的海外资产比例大幅增长，与英法等国海外资产几乎为零的情况形成对比。德国利用通货膨胀大幅降低了公共债务水平。德国和法国一样战后出现三十年的混合经济时期，1970年代以后，私人资本所占比例又增加。
德国在 2010 年的私人财富水平依然明显低于英法两国。德国的私人资本水平较低并非因为房地产价值较低，而是由于德国企业的股票市值较低。
除物质上的毁灭外，资本 / 收入比在19131950年急剧下降的主要原因一方面是在外国的投资组合大幅减少，以及储蓄率降至极低水平（这两个因素加上物质破坏可以解释整个降幅的 2/33/4 ），另一方面则是在战后实行混合经济与强化监管的政治背景下，资产价格走低（这个因素可以解释整个降幅的 1/41/3 ）。国外资产损失的重要性。更为主要的原因却在于欧洲各国的储蓄率在 19141945 年降至极低水平，从而迫使英法两国（德国情况稍好一些）的储蓄者逐步出售其国外资产。最终，资本 / 收入比在 19131950 年的下降是欧洲走向自我毁灭的历史，特别是欧洲资本家的安乐死。
“二战”后房地产和股票价格的低迷是资本 / 收入比在 19131950 年下降的不可忽视的原因，但依然只能解释降幅的一小部分，在不同国家约为 1/41/3 。而总量方面的影响，包括国民储蓄率降低、外国资产流失以及战争破坏等，则可以解释降幅的 2/33/4 。
房地产和股票市场价格在 20 世纪 70 年代到 80 年代，尤其是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到 21 世纪头 10 年的强劲反弹，是资本 / 收入比回升的重要原因，但依然不及总量效应（这次是由于增长率的结构性下降）的影响大。
美国的资本
作为新大陆，资本在美国的重要性不及旧大陆（也就是欧洲国家）。北美殖民地的资本 / 收入比显著低于英法两国是毫无疑问的。
原因:地广人稀，土地不值钱。当某种类型的资本的数量超过了某个临界值后，其价格不可避免地跌至极低的水平，致使上述资本的价格与数量之乘积（即资本的总价值）反而低于资本数量较低时的总价值。
二十世纪初，美国的资本/收入比与欧洲的差距缩小，但仍比欧洲低。二十世纪的冲击也比对欧洲小得多。二战期间和之后美国的公共债务也经历了先增后降的过程。
资本在美国和欧洲历史中的另一个重要区别在于，国外资本在美国从来都没有扮演过相对重要的角色。在两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的净国外资产状况发生了逆转，美国为交战国提供资金，从欧洲国家的债务人变成了其债权人。但需要强调的是，美国的净国外资产始终处于较低的水平，仅为国民收入的 10%。其比重从未超过 5% ，大多数情况下不足 2% 。
加拿大，海外投资者持有很多资产，国民资产小于国民资产。
奴隶制时期奴隶是一种重要的资产，和土地相当。
(总结:决定资本/收入比的因素很多，各个国家不同时期的因素各不相同，因此资本/收入比变化很大。)
第五章 资本/收入比的长期变化趋势
从长期来看，资本的性质有了彻底改变，农地形式的资产逐步被工业资本和金融资本以及城市房地产资本所取代。然而最惊人的是，尽管有这些变化，资本存量的总价值（以相当于几年的国民收入来衡量，反映资本在经济和社会中的重要性的指标）似乎在很长时期里变化并不很大。
长期来看，欧洲的资本/收入比要高于美洲。原因？
资本主义第二基本定律： β=s/g
资本收入比β
储蓄率s
增长率g
反映了一个浅显但重要的事实：储蓄较多而增长缓慢的国家将在长期中积累起更大数量的资本（相对于收入而言），而巨额资本反过来会对社会结构和财富分配产生重大影响。
换言之，在增长接近停滞的社会里，过去积累的财富将不可避免地获得超出与其实际重要性相匹配的地位。
增长（特别是人口增长）放缓是资本的势力卷土重来的根源。
这里的基本观点是，长期来看增长率的较小变动可能会给资本 / 收入比带来极其深远的影响。
第二定律中的增长率是指国民收入的总增长率，也就是人均收入的增长率和人口增长率之和。
资本主义第二定律只有在满足若干关键假设的前提下才能成立。第一，这是一条渐进式定律，也就是说只有在长期才有效。而第一定律是会计恒等式，任何时候均成立。相比之下，第二定律（ β=s/g ）则是对动态过程结果的描述，它代表着一种理论上的均衡状态，如果某个国家的储蓄率为 s ，增长率为 g ，其资本 / 收入比就将趋近于 β ，但在现实中或许永远不可能达到这种完美状态。其次，只有把考虑的重点放在人类可以积累的资本形式上，第二定律才能成立。最后，只有当资产价格的变化与消费者价格指数的变化大体相同时，第二定律才成立。
一个储蓄率为 s 、增长率为 g 的国家，所能实现的唯一稳定的资本 / 收入比是： β=s/g 。
虽然资产价格在短期存在这些不规则和不可预测的变动，并且变动幅度在最近数十年似乎有所扩大（后文将会看到，这可能与资本 / 收入比的潜在提高有关），但长期趋势在 19702010 年依然在所有发达国家发挥作用。
在把泡沫因素排除以后，我们看到的是 1970 年以来私人财富在发达国家强劲回归，或者说，出现了新型的承袭制资本主义。
长期来看，最重要的因素是增长率放缓（特别是人口增长率），再加上高储蓄率的影响，会自动导致长期资本 / 收入比的结构性提高——这是第二定律的必然作用。
动态第二定律中的储蓄概念是储蓄减去资本折旧后的余额，也就是真正的新增储蓄，在总储蓄中减去用于修补建筑物和设备磨损（修补房顶或管道，替换用旧的汽车、电脑、机器等）之后剩余的部分。
另外两个决定资产/收入比的因素是资产所有权从政府向私人手中转移，以及资产价格的历史性反弹。
(欧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20世纪的资本收入比经历了一个先下降，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又上升，现在基本恢复到二十世纪初的水平。原因可以用资本主义第二基本定律来解释:β=r/g，储蓄率上升或保持不变，人口降低或经济增长减缓——或两者兼有，就会使资本/收入比上升，即资本相当于国民收入的比例上升，资本收益占国民收入的比例增加。这个定律是一个长期趋势，而不是那种随时精确成立的定律。这也是二战后到七十年代资产/收入比长期低位的原因。由于七十年代后人口增长率和经济增长率降低，另外私有化程度提高，资产价格显著上升等因素共同作用，导致了资产/收入比的提升。作者认为这一趋势将会持续，最后在二十一世纪末全球的资产/收入比会达到欧洲二十世纪初的水平。)
第六章 21 世纪资本——劳动划分
资本收入比重 α 的总体演进过程与资本 / 收入比 β 一样，都是一条 U 形曲线，虽然这个 U 的深度不太明显。
为了将混合收入在资本和劳动间进行分配，我使用了在其他经济成分中同样适用的平均资本——劳动划分法。
在 18 、 19 世纪，财政压力几乎不存在。财政压力在 20 世纪陡然升高并延续至今，于是与税前收益率相比，税后平均资本收益率长期以来下降得更多。
要想知道名义资产的实际收益，就必须从利率中剔除通货膨胀率。
如果着眼于 19102010 年的所有资产，我们会发现它们的平均价格好像与消费价格指数一样同比例提高，至少速度接近。
大宗财富经常是很长时间内高度指数化的、高度分散的资产，而小型财富（一般是支票或储蓄账户）是受通货膨胀影响最大的资产。
通货膨胀对平均资本收益的潜在影响相当有限，远远小于表面上的名义效应。
资本收益率是由以下两种力量决定的：一是技术（资本有什么用处？），二是资本存量的充足度（资本过多会扼杀资本收益）。
。在所有文明中，资本发挥着两项经济功能：首先，它提供了住宅（更准确地说，资本产生了“住宅服务”，它的价值以相应的租赁价值来衡量，其定义为与风餐露宿相比，在房屋里睡觉和生活所带来的幸福感的增量）；其次，它充当了一种生产要素，在需要土地、工具、大楼、办公室、机器、基础设施、专利等的生产过程中生产其他商品和服务。
如果一个资本市场能够让每单位资本投到最富成效的地方，在经济允许的情况下获得最多的边际产出，这样的资本市场就被称为“完美”的市场。如果可以的话，这还能作为高度分散化的投资组合的一部分，资本所有者可以获得无风险的平均收益，同时使中介成本最小化。
随着资本存量的递增，资本边际生产率递减。
本书研究的新颖之处在于，它着眼于 18 世纪以来资本 / 收入比的变化，第一次试图把资本——劳动划分和最近资本收入比重增加的问题放到更广阔的历史背景当中。
在防止资本 / 收入比 β 随着资本收入比重 α 稳步上升方面，并不存在自我校正的机制。
当代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存在很多资本替代劳动的机会。
传统农业社会的资本劳动替代弹性明显小于 1 。
对马克思来说，“资产阶级自掘坟墓”的核心机制类似于我在导言中所说的“无限积累原则”：资本家积累了越来越多的资本，最终必然导致利润率（即资本收益率）下降和自身的灭亡。马克思没有使用数学模型，而且他的文章并非总是清晰明朗，所以我们难以确定他内心真实的想法。(看来不光是我这么想的。)
马克思根本没注意身边关于国民经济核算的著作，更令人遗憾的是，这本来可以让他在某种程度上证实他对这段时间私人资本大量积累的直觉，更可以阐明他的解释模型。
首先，从逻辑上讲，重回历史上的低增长制度，尤其是人口零增长或负增长，会导致资本的回归。从长远来看，资本有许多用途，资本和劳动的长期替代弹性很可能大于 1 ，本书第二部分的主要启示是，没有什么自然力量会必然降低历史进程中资本和资本所有权所带来的收入的重要性。如果真想在公共效用基础上建立一个更加公正合理的社会秩序，光指望不可预测的技术是不够的。
基于生产率增长和知识扩散的现代增长，有可能避免马克思预言的世界末日，并使资本积累保持相对的平等。但它没有改变资本的深层结构，也没有真正降低资本（相对劳动）在宏观经济中的重要性。
(资本收入比重 α 的总体演进过程与资本 / 收入比 β 一样，都是一条 U 形曲线。资本劳动弹性大于1，重回历史上的低增长制度，尤其是人口零增长或负增长，会导致资本的回归。资本劳动比并不是恒定的。基于生产率增长和知识扩散的现代增长，有可能避免马克思预言的世界末日，并使资本积累保持相对的平等。但它没有改变资本的深层结构，也没有真正降低资本（相对劳动）在宏观经济中的重要性。)
第三部分 不平等的结构
第七章 不平等与集中度：初步关联
在所有社会中，收入不平等可以分解为三个方面：劳动收入不平等、资本所有权及其收益的不平等以及这两个方面之间的相互作用。
在 19 世纪以及 20 世纪初的法国，只靠工作和学习的确达不到靠继承财富及其利息而获得的舒适生活。
现代民主的基础是认为源于个人天赋和勤奋的不平等比其他不平等更合乎情理——至少我们希望向这个方向发展。
“二战”之后的几十年里，继承来的财富不再重要，并且也许是历史上第一次，工作和学习成为出人头地的最可靠路径。
从定义上讲，在所有社会中，收入不平等都是这两部分的总和：劳动收入不平等和资本收入不平等。这两部分中每种收入的分配越不平等，总的不平等就越明显。第三个决定因素是这两个维度不平等之间的关系：拥有高劳动收入的个人在多大程度上也享有高资本收入？
在实践中，试图衡量收入不平等时，我们观察到的第一个规律是：资本导致的不平等总比劳动导致的不平等更严重，资本所有权（及资本收入）的分配总比劳动收入的分配更为集中。
资本集中度之所以非常高，主要原因是继承财产的重要性及其累积效应。
归于最上层 10% 或 1% 人群的收入（或财富）比重才是判断一个社会有多不平等的有用指数，因为它不仅反映了极高的收入或极大财富的存在，也反映了获得这种报酬的人数。
最上层 10% 几乎每人都拥有房产，但随着财富层级的上升，房地产的重要性则急剧下降。而“9%”的人，拥有的财富约 100 万欧元，其中房地产约占总财富的一半，人数约占 3/4 。相比之下，在最上层 1% 中，金融和商业资产明显超过房地产。尤其在最巨量的财富中，股票、合伙企业股权几乎占据全部。当财富达到 200 万到 500 万欧元时，房地产的比重不到 1/3 ；超过 500 万欧元时，这一份额则下降到 20% 以下；超过 1 000 万欧元时，则不到 10% ，财富主要由股票构成。房产是中产阶层和小康阶层最喜欢的投资形式，但真正的巨富总是主要由金融和商业资产构成。
伴随着中产阶层的崛起，最上层 10% 人群的财富比重急剧下降。
这些系数（基尼系数，还有其他指标，如泰尔指数）有时有用，但也带来了许多问题。它们旨在用一个数值指数就概括一种分配方式中所有有关不平等的信息：财富层级中底层与中间的不平等，中间与上层的不平等，上层与顶层的不平等。这乍看之下非常简单明了，很吸引人，但难免让人误入歧途。
(介绍了劳动收入不平等和资本收入不平等的情况，以及使用一些综合性指标评价收入不平等性的局限。随着财富的增加，房产所占的比例降低，股权收入占比增加。)
第八章 两个世界
一战后法国最富10%人群所占有的财富占国民收入的比例大幅降低，说明不平等情况减轻。而底层人群工资收入占比保持不变。
法国 20 世纪不平等程度的缩小，主要可由食利者的衰落和从资本获得的超高收入的“坍塌式”下降来解释。长期来看，似乎不平等并未呈现出普遍结构性缩小（尤其是工资收入不平等程度的缩小），这与库兹涅茨理论的乐观推测相反。
19141945 年对资本尤其是私人资本的诸多冲击，降低了前 10% 人群（以及前 1% 人群）的收入比重，最终导致收入不平等显著缩小。
在这个庞大的“9%”人群中（即前 10% 除了最高的 1% 中），我们发现个人主要是以劳动收入为生，包括私营部门的经理人和工程师，以及公共部门的高级官员和教师。
在足够长的时间段里，前 10% 人群中的那“9%”人群以及最低 50% 人群在劳动收入比重上仍是大致相同的。只有拥有足够多资产的人，才更可能到达整个收入层级的顶端。
常不同的世界：在“9%”的人群里，劳动收入明显占主导地位，而在“1%”的人群里，资本收入变得越来越重要（或快或慢，或大或小，因时而异）。两个人群之间的过渡始终是循序渐进的，在人群边界上也是相互渗透的，但二者之间的差异却是清晰而系统性的。
“9%”人群和“1%”人群所依赖的收入来源是非常不同的。“1%”人群的绝大部分收入是资本收入，特别是利息和股息，主要由他们持有股票和债券的公司来支付。这正是“大萧条”时期前 10% 人群的收入比重骤然下跌的原因：因为经济崩溃了，利润下降了，一个接一个公司破产了。
与资本收入比类似，20世纪欧美主要国家的最高收入人群收入占比(即收入不平等水平)也出现先降低又升高的现象，即U字形。
21世纪初，美国社会群体内的收入转移规模是美国外贸赤字规模的4倍。这提示我们，要探索很多问题的根源及应对措施，应更关注美国国内的因素，而不仅仅是将责任推给中国或其他国家。
我们现在来讨论美国不平等程度不断加深的原因。这主要是由工资不平等出现前所未有的上升所致，尤其是处于工资层级顶端群体（指大公司的高管们）的超高薪水的出现。
随着在前 10% 人群内部位置的不断提升，劳动收入变得越来越不重要。
(20世纪欧美国家的收入不平等情况都经历了一个先下降再上升的过程，前10%人群收入占比不断增大，同时这一人群里的差距也越来越大，收入越高，劳动收入在其收入中的占比就越低，而资本收入的占比就越高。)
第九章 劳动收入的不平等
法国和美国的经验教训都指向同一个方向：长期来看，大力投资教育是降低劳动收入不平等、提高劳动生产率乃至提高经济整体增长的最好方式。若工资的购买力在 100 年间增长了 5 倍，这是因为劳动力的技能提高，加上技术进步，使人均产出增长了 5 倍。从长远来看，教育和技术是工资水平的决定性因素。
如何支付教育花费，尤其是支付高等教育花费，是 21 世纪各国面临的关键问题之一。
在任何人类社会，医疗和教育都具有这样的内在价值：享受健康的能力，同获取知识文化的能力一样，是文明社会的根本目的之一。
现代经济增长的典型特征之一是教育、文化和医疗产业的产出及就业人口在总经济产出和总就业人口中占据较大比重。
最低工资对底层人群有较大影响，但对顶层人群的影响则小得多，对顶层人群收入状况产生影响的还有其他因素。
工资按月支付而非按日支付，这是 20 世纪逐渐被所有发达国家采纳的革命性创新。这一创新被写进了法律，并成为工人和雇主之间工资谈判的要素之一。曾作为 19 世纪工资规范的日工资制逐渐退出历史，这是工人阶级形成的关键一步：工人如今享有了合法地位并获得稳定、可预期的工作报酬。这将他们与 18 、 19 世纪典型的工人——日工或计件工——清晰地区别开来。
最低工资制的目标是确保任何雇主都不能超过一定限度地利用其优势地位。
长期来看，增加收入和降低收入不平等的最好方式是对教育和技能进行投资。长期而言，最低工资和工资制度本身不可能推动工资呈 5 倍或 10 倍速度增长；要实现这么快的增长，教育和技术是决定性力量。然而，在由教育和技术的相对进步所决定的时期，劳动力市场的规则在工资设定过程中扮演着关键角色。
那些有权决定薪酬的人天然拥有对自己慷慨的动机，或至少会对自己的边际生产率给出过度乐观的估计。美国和英国的工资不平等增长更快，原因是 1970 年以后美国和英国的公司对优厚的薪酬方案的容忍程度越来越高。
(70年代以来美英等国劳动收入不平等情况加剧的主要原因是企业高管的薪酬增加迅速。而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他们自己给自己开工资，而累进税率的最高税率又不断降低。)
第十章 资本所有权的不平等
财富不平等的缩小及其中相应收入的减少，是 法国20 世纪上半叶总收入不平等缩小的唯一原因。前 10% 人群在 18101910 年拥有财富总量的 80%90% ，在今天只有 60%65% 。
英国的情况差不多，前 10% 人群在18101910 年占有财富总量的 80%90% ，今天则是 70% 。由此看来，政治体制显然对两国的财富分配状况影响不大。
瑞典的情况也类似。前 10% 人群在18101910 年拥有财富总量的 80%90% ，今天则是55%60% 。
财富的集中度（包括资本收入的集中度）再也没有从 19141945 年的一系列冲击中完全恢复过来。
各个欧洲国家间整体上的相似性是非常惊人的。主要的结构性变化就是中间阶层的出现，这一阶层由那些管理自有资本的个人组成，几乎占了人口的一半。他们的资本相当充足，合起来可以占到国家总财富量的 1/41/3 。
和收入不平等一致，美国的财富不平等在 19101950 年逐步下降，但下降幅度要比欧洲小：当然它本来起点就低，受到的战争冲击也相对较小。
在传统农业社会以及很大程度上“一战”前的所有社会里，财富过于集中的主要原因是：这些社会的发展特征是低速增长，其资本收益率明显持续地高于经济增长率。
假设一个低速增长的世界（比如每年增长 0.5%1% ， 18 、 19 世纪之前世界各地都是这种情况），资本收益率维持在每年 4%5% 的水平，因而比经济增长率高得多。具体地说，这意味着，即使没有劳动收入，只将过去积累的财富再资本化就可以比经济增长快得多。
资本收益率系统性地高于经济增长率是否存在更深层次的原因？
纵观人类发展历史，一个无可撼动的事实就是，资本收益率至少是产出（及收入）增长率的 10~20 倍。实际上，这一事实很大程度上恰恰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所在：正是基于这一点，有产阶层才可致力于发展除谋生以外的各种事务。
资本收益率（税前）总是高于全世界产出增长率，但在 20 世纪，二者之间的差距缩小了，而在 21 世纪可能会再次扩大。

由于财政和非财政的冲击， 20 世纪出现了资本纯收益率低于增长率的情况，这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如果财政竞争沿着逻辑链条继续下去（这是很可能发生的），那么 r 和 g 间的差距将在 21 世纪的某一时点回落到 19 世纪的水平。

正是因为不平等带来的后果相当严重，人类社会也就不可能无底线地容忍它发展下去。
不等式 r>g 在直到“一战”前夕的人类历史的大多数时候都显然成立，在 21 世纪很可能也是如此。不过，这一事实是否成立，取决于资本遭受的冲击大小，也取决于控制资本和劳动关系所采取的公共政策和制度措施。
我的看法是， r>g 这一不等式应该被视作依赖多重机制的历史事实，而不是绝对的逻辑必然。它是多种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而各种因素在很大程度上相互独立：一方面，经济增长率 g 结构性地偏低（一旦人口结构转换完成，国家达到了世界技术前沿水平，而创新步伐相当缓慢时， g 的数值通常不高于 1% ）；另一方面，资本收益率 r 取决于很多技术、心理、社会和文化的因素，它们共同决定了 4%5% 的收益率（不管怎样都大大高于 1% ）。
理论上的讨论和数值模拟均表明，即使没有引起结构性变革，税收也足以解释大多数历史演变。
当今欧洲的财富集中度明显低于“美好年代”，这主要是由一些偶发事件（ 19141945 年的冲击）和一些特定制度设计（如对资本及其收入征税）所致。如果这些制度设计最终消亡，那么财富不平等就有很大风险与过去的水平相近，或者在特定条件下，程度更高。没有什么是必然的，不平等可以向任一方向发展变化。因此，我现在必须更密切地关注财富继承的动态，然后是全球财富的动态。不过，有一个论断是十分明确的：认为现代经济增长的本质特征或者市场经济法则能够确保降低财富不平等并实现社会和谐稳定是一种幻想。
(历史上资本收益率均远高于经济增长率，加剧了财富不平等，20世纪由于世界大战等原因，资本收益率第一次低于经济增长率，财富不平等现象有所降低。但这不是历史常态。作者认为在21世纪会重新回到过去那种资本收益率远高于经济增长率的状态，财富不平等现象又会加剧。认为现代经济增长的本质特征或者市场经济法则能够确保降低财富不平等并实现社会和谐稳定是一种幻想。)
第十一章 劳动收入和继承财富的长期变化
在当今世界，资本的重要性与 18 世纪相比并未有重大变化，只不过资本形式发生了变化：资本的主要表现形式从以前的土地变成了如今的工业资产、金融资产和房地产。
当资本收益率长期明显高于经济增长率时，继承财富（过去累积的财富）必然会变得比储蓄财富（当下积累的财富）更重要。从严格逻辑上讲，储蓄财富也可能比继承财富更重要，但推动继承财富重要性超越储蓄财富的力量要远远大于另一方向的力量。以 r>g 表述的不平等从某种意义上说意味着过去对未来的吞噬：过去积累的财富无须劳动即可自我增长，其增速还高于工作挣来的用于储蓄的财富。由此，几乎不可避免的是，过去形成的不平等具有持续性和特殊重要性，即继承财富更为重要。
20世纪的遗产继承比例同样呈现先下降又上升的U形变化。
人均寿命虽然在增加，但人终有一死；只有稳定且适当的出生人口增长才能从根本上降低死亡率和遗产继承额。
在极端情况下，假设出生人口的规模下降一半（因为每对夫妇都打算只要一个孩子），死亡率和遗产继承额就会上升到前所未有的高位。相反，假如年青一代的人口数量始终是上一代的 2 倍，正如许多国家在 20 世纪的情况或如今非洲某些国家的情况那样，那么死亡率将会下降到很低的水平，而继承的财富也将微不足道（在其他条件均等情况下）。
遗产继承在老龄化社会中会延后，但财富也会随着年纪增长而增加，后者会抵消前者的效应。
现收现付制的养老金体系保障了大部分退休人员的生活水平，其保障可靠性和平等性都要优于金融资产投资，因为金融资产投资可能会在战乱时化为乌有。因此，假如没有这样的公共养老金体系，那么整体财富积累的程度（以资本 / 收入比衡量）可能要甚于今天。
两次世界大战确实是在 20 世纪将所有旧世界的瓜葛一笔勾销，由此也造成了人类终于克服了资本主义的错觉。
最核心的结论是，在给定的储蓄结构条件下，随着资本收益率提高和经济增长率下降，财富积累过程会逐渐加速并变得更加不公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30 年的高速经济增长解释了为何 μ 值（逝者离世时的平均财富与在世者财富之比）在 19501970 年增长相对缓慢。反过来说，缓慢的经济增长也解释了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财富逐渐向年长者集中以及继承遗产的重新崛起最核心的结论是，在给定的储蓄结构条件下，随着资本收益率提高和经济增长率下降，财富积累过程会逐渐加速并变得更加不公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30 年的高速经济增长解释了为何 μ 值（逝者离世时的平均财富与在世者财富之比）在 19501970 年增长相对缓慢。反过来说，缓慢的经济增长也解释了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财富逐渐向年长者集中以及继承遗产的重新。
对于所有在 19101960 年出生的人而言，那些处于收入分配金字塔塔尖的 1% 人群主要是通过工作获取财富。这是意义重大的变化，因为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出现这样的情况（在法国和大部分欧洲国家），此外无论在任何社会，收入最高的 1% 人群总是发挥着极其重要的社会作用。
当出生于 20 世纪上半叶的顶尖富人不再依靠遗产而是依靠奋斗时，这确实是重大的历史性转变，这种情况让人类形成了对社会进步的空前强烈的信念，许多人深信旧的社会秩序已经终结。诚然，在“二战”结束后的 30 年里不平等依旧存在，但这种不平等被普遍认为是积极的，因为人们主要从薪资不平等角度看待问题。尽管蓝领阶层与白领阶层和管理层之间存在相当大的收入差距，这种差距在 20 世纪 50 年代的法国还逐步扩大，但社会中存在着基本的向心力，社会上人人都尊崇劳动并以跻身精英阶层为荣。人们认为，由继承财富决定的先天贫富差距正在离我们远去。
但对于出生在 20 世纪 70 年代甚至更晚时候的人而言，情况又变得不同。具体而言，生活选择变得更加复杂：继承财富最高的 1% 人群的财富变得与工资最高 1% 人群的财富相当（甚至要略为超出，因为最高继承财富可达低等阶层标准的 1213 倍，而劳动收入仅是低等阶层的 1112 倍）。但在此要注意，如今不平等的结构以及收入最高 1% 群体的状况与 19 世纪也有很大差距，因为如今的继承财富相比当时不再那么集中。 如今的人群正面临着全新的不平等和社会结构，类似于夹在伏脱冷所嘲讽的世界（继承财富完全超越劳动）以及“二战”后的乐观年代（劳动超越继承）之间。根据我们的研究发现，今天法国财富榜顶端 1% 人群的收入大约一半来自继承，一半来自自身奋斗。
在这个世界上，人人都可看出，尊贵的生活必须要有充分的物质保障。或许拥有文凭以及某种技能可以提升一个人的生产能力，或许能让他的薪资达到平均水平的 510 倍，但要想再高也就很难了。在现代的精英治理社会，尤其是在美国，失败者的处境将会更加艰难，因为人们会为成功者寻求正义、道德和品性等理由，更不用说底层人民的低效生产活动了。
我们的社会从数量稀少的庞大食利者变成了数量众多的小型食利者，即由小型食利者组成的社会。
当今社会的不平等正达到新的历史高度。这种不公平更难用文学来体现或通过政治手段解决，因为这种不公平不再是一部分上层社会对比大众，而是一种渗入各人口阶层的普遍的不公平。
民主社会的根基在于崇尚奋斗的世界观，或至少是通过奋斗而实现价值的信念，即社会普遍认为，财富不均等更多的是由能力和努力程度决定而不是遗产和租金。这种信念和希望在现代社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原因很简单：在民主体制中，全体公民都享有平等的权利与实际生活条件的不平等形成了强烈的对比，要想克服这对矛盾，社会的不公平就必须是由理性和普世真理造成而不是强制偶然性因素。因此不平等必须符合正义，而且对人人有用，至少从道理上说是如此并且在现实中要能尽量实现。（正如 1789 年制定的《人权宣言》第一条所言：在权利方面，人人与生俱来而且始终自由与平等，非基于公共福祉不得建立社会差异。）
(马恩设想要废除继承权的。)
经济和科技理性在许多时候都与民主理性无关。前者发源于启蒙运动，而大多数人都想当然地认为，经济和科技理性必然会形成民主理性，仿佛中间存在着某种天注定般的魔力。然而现实情况证明，民主和社会公正需要其本身的社会机制，而不是依靠市场机制来实现，甚至不能仅仅通过议会或其他民主机构来实现。
总而言之：贫富差距的根本动因就是本书从头至尾都在强调的以 r>g 公式表达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机制与市场竞争不完全没有关系，因而也不会因为市场变得更加自由或竞争变得更加完全而消失。因此认为完全的自由竞争会让继承财富消失并让世界形成精英治理的公序良俗，这种想法属于危险幻想。全民投票以及无财产门槛投票权的形成（在 19 世纪时投票权有基本的财产门槛要求，在 18201840 年英法两国的投票权总是掌握在最富有的 1%2% 人手里，也就是差不多在 20002010 年法国必须缴纳财富税的人口比例）使得富人不再拥有法律上的特权，但这并未消除形成食利者社会的经济力量。
在一些新兴国家，鉴于其较高的经济增长率（就像我们在中国看到的），继承财富额可能在未来若干年内都会相对保持低位。对于现在的中国劳动人口，他们的收入正以每年 5%10% 的速度增长，因此社会上大部分的财富将是来自现有人口的积累，而不是来自祖上的遗产，因为祖辈的财产可能极其有限。继承财富的现象在全球范围的再现将是 21 世纪的重要特征，但在未来几十年内受影响程度最深的可能还是欧洲以及受影响程度较欧洲略轻的美国。
(20世纪的遗产继承比例同样呈现先下降又上升的U形变化。根本原因还是r>g，资本收益率大于经济增加率，另外人口增长率降低，人口老龄化等也是原因。这种情况加剧了社会的不平等。)
第十二章 21 世纪的全球贫富差距
全球范围财富不平等的动态变化以及造就它并持续发挥作用的规律。
富裕者的平均资本收益率往往会高于那些财富规模不大的人。
即资产管理规模越大，平均收益率就越高。假如投资者的资产丰厚，那么他比那些“输不起”的普通人来说就会更加愿意承担风险，也更能沉得住气。
从全球范围看，最富阶层的资产（包括那些通过继承获得的巨富）在过去几十年的增长速度都非常快（年均 6%7% 的增长速度），其增速要远远高于社会总财富的平均增速。
全球超级富豪的财富在全球财富总额中的比重很小，但增速却相当可观。如果这种演变趋势无限制发展下去，那么到 21 世纪末，全球财富中的很大一部分将集中在超级富豪手中。
由于初始财富规模不同，会有不同的资本收益率，由此不断强化 r>g 不平等的演进，这可能会对既有全球财富的积累和分布趋势推波助澜，让全球财富分布朝着无序和无节制的贫富悬殊方向螺旋式前进。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只有对资本实行累进税才可有效遏制这样的势头。
一旦财富形成，那么资本就会按自身规律增长，而且只要规模足够大，那么财富可能会连续高速增长数十年。
一旦财富达到了一定的规模门槛，资产组合管理和风险调控机制就可形成规模效应优势，同时资本所产生的全部回报几乎都能用于再投资。拥有这样数量财富的个人每年只要拿出总财富中几乎可忽略不计的部分，也足以让自己过上极为奢华的生活，因此他的全部收入几乎都可用来再投资。这是最为基本但至关重要的经济机制，对财富的长期积累和分布有着重大的影响。钱自己会生钱。
创业者会变成食利者，不仅是在代际交接过程中，在同一代人中也会出现，尤其是当人均寿命不断延长的今天：一个在 40 岁时充满了创意的企业家不一定会保持这种状态到 90 岁，而他的子孙也不一定会像他那样具有创业才能。但财富却留了下来，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出现了 20 年里翻一番的情况。
资产规模较大的高校的收益率会系统性地高于资产规模较小的高校，而且两类投资收益率的差距从长期看是相对稳定的。换言之，资产规模大的高校之所以能获得较高的投资收益率，并不主要是因为承担了更高的投资风险，而是由于某种更加精巧的投资策略而使得投资收益更佳。
有些人错误地认为，通胀会降低平均资本收益率。这是错误的观点，因为平均资产价格（房地产和金融证券的平均价格）通常与消费价格保持同步上涨。
通胀确实是对那些愚笨守财奴的课税，或更精确而言，是对那些不用于投资的财富的课税。但正如我反复强调的，只要把钱投资于房地产或者股票等，那么富人立刻就能逃过这种“通胀税”。
通货膨胀在某种程度上更有利于富人而不是穷人，因为在通胀时代，这会凸显财务经理和理财专业机构的重要性。拥有 1 000 万 ~5000 万欧元的富翁虽然不能像哈佛大学那样去聘请专业投资团队，但至少他能请得起投资顾问或股票中介来减少通胀带来的损失。
总而言之，通货膨胀的影响不是降低资本的平均收益，而是重新分配资本收益。
如果我们的目标是为了避免社会重新回归食利者当道的年代或要减少财富分布的不公平，那么通货膨胀就是极为驽钝的工具，有时甚至会起到反作用。对资本征收累进税是更为合适的政策，这不仅有利于提升民主透明度，也更有利于实现最终的公平目标。
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正在不断追赶，但其主权基金在全球财富的占比仍然比较小。
(总结:在全球范围来看，不平等的主要原因仍然是r>g，需要国际合作控制资本避税。)
第四部分 21世纪的资本监管
第十三章 21 世纪的社会国家
21 世纪的资本主义会转型成更加和平、更加持久的社会方式，还是说我们正在坐等下一次危机甚至战争的爆发（这次发生的将是真正的全球大战）？
我们是否可以设计出某种政治体系，对如今的全球化承袭制资本主义进行公平和有效的制约？
防止贫富差距无限制拉大以及重新实现对财富积累控制的最理想政策就是：全球范围内的累进资本税。这样的税制还有另外的好处：让财富置于民主监督之下，这对于有效监管银行体系和全球资本流动也是必要条件。资本税有助于让公共利益超越私人利益，同时又可保持经济的开放度和自由竞争。
资本累进税相比收入累进税是应对 21 世纪挑战更适当的工具，而后者是为 20 世纪设计的工具（尽管这两种工具可在未来相互补充）。
要考察政府在经济和社会中的角色，最简单的指标就是看税收总额占国民收入中的比重。
在 19 世纪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这四个国家(美英法瑞典)的税收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都在 10% 以下。
19201980 年，发达国家国民收入中用于社会开支的比重出现了显著上升。在短短半个世纪内，税收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就上涨了三四倍（在北欧国家更是超过 5 倍）。但在 19802010 年，各国税收收入在国民收入的比重则保持相对稳定。
所有发达国家在 20 世纪初税收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都在 10% 以下，但在 20 世纪下半叶，该比重就慢慢上移到了新的平衡点，税收占到国民收入的 1/31/2 。
政府税收收入出现历史性增长的用途：建设“社会国家”。税收收入的增长使得政府可以承担更多的社会职能，当前这些社会职能开支约占各国国民收入的 1/41/3 。社会职能可基本分成两大块：一块是医疗和教育，另一块则是替代收入和转移支付。
现代财富再分配并不涉及将收入从富人转移至穷人处，至少不是那么直接。这种再分配是通过公共服务和替代收入来实现社会的公平，至少在医疗、教育和养老领域。
现代再分配是基于权利的逻辑，以及人人都可获得基本公共服务的平等原则。
寻求这些问题答案的唯一方法就是通过民主商讨和政治协商。因此主导民主讨论和决策的制度以及机制在此就要发挥中心作用，各个社会团体的相对实力和说服技巧也会影响整个过程。
税收本身并无好坏之分。关键在于征税方式以及税收上来之后的用途。
公共养老金体系基本上都是现收现付制：正在工作的人缴费，所缴的费用直接用来支付退休人员的养老金。
在代际之间会存在某种联系起到推动社会进步和社会和谐的作用。
(随着经济增长和人口增长都减缓，这个体系无法为继)在这样的情况下，结论自然就是要尽快用资本化的养老金体系来替代现收现付制养老金体系，在资本化的养老金体系下，缴纳的养老金是用于投资而不是马上支付给现有的退休人员。
实行两种养老金制度的转换也可能会带来一个根本问题：整整一代人将没有养老金。但对于现在即将退休的那些人来说，他们缴纳的养老金都用来支付给已经退休的人员了，而后来工人缴纳的养老金，本来是他们这些人可以用来支付房租或购买食物得以安度晚年的，现在却要投资于全球各地的资产。(我们80后会不会就是这么一代人？)
现收现付制的最大好处在于，这是确保养老金福利按可靠和透明方式发放的唯一途径：工资涨幅或许低于资本收益，但工资涨幅的波动幅度也不到资本收益的 1/101/5 。
21 世纪的社会国家最需要进行的改革之一就是，在个人账户基础和人人平等的原则上建立起统一的退休计划，而不论个人的职业经历是多么复杂。
历史数据表明，如果某国家只有 10%15% 的国民收入作为税收上缴，那么该国政府很难履行除传统“王权”职能之外的社会化职能：在供养警察和司法队伍后，留给教育和医疗的就所剩无几了。另外一种选择就是吃大锅饭，把有限的资金尽可能均分给警察、法官、教师和医生，这样做的结果就是可能所有部门都无法有效运转。这会导致恶性循环：公共服务水平低下导致对政府信心不足，这又反过来使得增税难度加大。现代财税体系和社会国家的建设与国家发展进程息息相关。因此经济发展史往往也是政治和文化发展史，每个国家都必须找到适合自身发展的路径并妥善应对自身的内部矛盾。
(20世纪发达国家的税收占国民收入的比例经历了急剧的上升，使得这些国家的政府能够负担起除王权以外的社会职能，如教育，医疗，转移支付等，成为社会国家。但目前发达国家完成这些社会功能都还有很多瑕疵。要改善这些瑕疵，政府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例还将上升，而这困难重重。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问题则是建立起这样有效的财政体制。)
第十四章 反思累进所得税
20 世纪在税收方面的一个主要创新是累进所得税的产生和发展。这一制度在消弭收入不平等上起到重要作用，但目前却遭遇国际税收竞争的严重威胁。
累进遗产税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它是 20 世纪第二大财政创新，在近几十年中也遭遇挑战。
主权国家之公民，如何能够民主地决定其愿意为如教育、医疗、退休、消减不平等、就业、可持续发展等公共目标贡献多少资源？事实上，采取何种具体的税收形式也因此而成为任何社会中政治冲突的症结。
资本税通常包括对任何来自资本的收入现金流的课税（比如企业所得税），以及任何对资本存量价值的课税（比如房产税、遗产税或财产税）。
刻画不同种类税收的一个更恰当的标准是，它在何种程度上是比例税或者累进税。当其税率对每个人都一样时，该税种被称为“比例税”（也被称为“单一税”）。当其对某些人的税率高于其他人时，不管是因为这些人挣钱更多，或是拥有财富更多，抑或是消费更多，该税种即为累进的。当其税率对富人降低时，该税收就是累退的。
在当前资本自由流动的世界中，国家间的税收竞争开始增强，这让许多国家免除了累进所得税中对资本收入的征税。后果之一就是在大多数国家对顶层收入者而言，税收已经变为（或很快变为）累退的。
如果现代社会国家想要继续保持生命力，基本税收体系保持最低限度的累进很必要，或者至少不能在收入顶层发展为明显的累退。
实际上，财产的税负要比收入轻得多。
如果按照有生之年总资源的积累将个人分类（包括劳动收入和资本化的财产继承，这是更合适的考察累进税的评判标准），对顶层阶层而言，钟形曲线将比仅仅考虑劳动收入的情形有更加显著的累退。
可以很容易地构想一个更加大幅度的累进税体系，而不是轻微累进（不考虑最高阶层）。这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但足以显著改善低技术工人的状况。如果税收体系不能更加累进，在自由贸易中得益最少的人会大力反对它，这毫不奇怪。为了确保每个人都从全球化受益，累进税不可或缺，越来越多的累进税明显缺位，可能最终会侵蚀经济全球化的根基。
累进税是社会国家的关键要素：它在社会国家的发展和 20 世纪不平等结构的转型中占据核心地位，为确保未来社会国家的活力，它仍然至关重要。
将累进制原则以及将其运用于所有收入领域（即劳动收入和各种资本收入之和，劳动收入包括工资收入和非工资劳动收入，资本收入包括租金、利息、红利、利润，以及其他形式的资本收益）的国际共识正在形成。 对很多人来说，这个体系看起来是更加公正和有效的分摊税收的方法。全部收入衡量每个人的纳税能力，而累进税则提供了一个限制由工业资本主义造成的收入不均衡的办法，同时，也保持了对私人财富和竞争力的尊重。
关于这样一个复杂而综合的问题（包含政治、社会、文化以及经济因素），我们显然无法完全地确信：这正是社会科学之美。
对最高收入征收没收性税率不仅合理，而且也是遏制我们看到的高薪酬增长的唯一方法。根据我们的估计，发达国家的最优最高税率很可能在 80% 以上。
(美欧国家的收入最高税率在20世纪中期达到顶峰，后又下降。作者认为对最高收入征收没收性税率不仅合理，而且也是遏制我们看到的高薪酬增长的唯一方法。这并不会影响经济效率。)
第十五章 全球资本税
社会国家和累进所得税，是 20 世纪非常重要的创新，并且一定会在未来继续扮演核心的角色。
如果民主政治想要重获 21 世纪全球化金融资本主义的支配权，它就必须创造出新的工具来应对目前的挑战。理想的工具是全球累进资本税，配合非常高度的国际金融透明度。这种税收制度提供了一个好方法，来避免无休止的不平等的螺旋上升，并且能够控制令人担忧的全球资本集中。
保护主义和资本管制实际上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全球资本税的理想替代品，全球资本税具有诸多优点：既能保持经济的开放性，又能有效规范全球经济，并且公平地在国家之间以及一国之内分配利益。
根据我的想法，这个目标应该是针对个人财富征收年度累进税——就是说，对每个人所控制的净资产征税。对于那些全球最富的人，税收应该基于个人的净财富，即《福布斯》或其他杂志上刊登的财富数字。对于我们其他人，应纳税财富将由所有金融资产（包括银行存款、股票、债券、合营股份，以及参与上市和非上市企业的其他形式）和非金融资产（特别是不动产）的市场价格减去负债来决定。
在这里，最重要的是要记住，我所建议的资本税是一个对全球财富的年度累进税。最大的财富将被征收更重的税，并且所有形式的资产都将被包括在内：不动产、金融资产和商业资产——没有例外。这是我所建议的资本税与目前在某些国家存在的资本税之间的一个明显区别，虽然那些已经存在的税收制度的重要方面也应该被保留。
此税种绝不是要替代所有现存税收。它只是现代社会国家所依赖的其他收入流中相当温和的补充：国民收入的几个百分点（至多 3%4%——仍然不能忽视）。
资本税的最主要目的不是为社会国家融资，而是管理资本主义制度。首先，其目标是终止无限增加的财富不平等；其次，是对金融和银行体系施加有效管理以避免危机。欲达此两端，资本税需先提高民主和金融透明度：谁在全世界拥有何种资产应该清晰透明。
首先，它会产生有关收入分配的信息。金融监管的利害关系也相当大。
一个 0.1% 的资本税本质上更多是一种强制申报法律而不是真正的税收。每个人都会被要求向全球的金融当局报告资本资产的所有权情况以获得法律认可，并伴随着由此而来的各种好处和坏处。
理解“税收不仅仅是税收”非常重要，它也是一种定义规范和种类的方法，并将经济活动限制在法律框架内。
资本税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重新定义各种资产类型，设定资产、负债和净财富的评估标准。
资本税将迫使政府解释并拓宽有关自动共享银行数据的国际协议。原则非常简单：国家税务机关应该收集得到其需要的所有信息来计算每位公民的净财富。
走向全球资本税的第一步，应该是把银行数据自动传送扩展到国际水平，以便在发给每位纳税人的预先计算的资产申明中纳入其在海外银行的资产信息。
没有人拥有自己设定税率的权利。对个体而言，他没有权利从自由贸易和经济一体化中攫取利润而让他人为自己埋单。这是赤裸裸的盗窃。
贸易保护主义不能产生财富，自由贸易和经济开放终归符合每个人的利益，假设某些国家不通过分流税基来利用邻国。自动提供全面的银行数据的要求应该作为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自由贸易和资本自由化谈判的一部分。
这三种累进税(所得税，遗产税，资产税)扮演着各自不同又相互补充的角色。各自都是一个理想税制的基本支柱。
资本税有两个明显的正当理由：价值贡献和动机激励。
价值贡献的逻辑非常简单：对非常富有的人而言，收入常常很难界定，只有针对资本的直接税可以正确评估其财富贡献能力。(拿一元年薪的……)
基于在等级顶端的财富获得的收益非常高，价值贡献论据成为实施累进资本税最重要的理由。根据这一推理，对非常富有的人而言，资本是比收入更好的价值贡献指标，而收入常常很难度量。
不过，有利于资本税的另一个经典论据也不可忽视。它依赖于激励的逻辑。基本思想是资本税是对资本存量寻求最高可能收益率的一种激励。资本税的目的是强迫那些不能有效利用财富的人出售资产来支付税收，从而确保这些资产在更有活力的投资人手中。
理想税收体系是激励逻辑（支持资本税）和保险逻辑（支持对来自资本的收入流课税）之间的折中。
资本收益的不可预测性也解释了为什么如下税收方式是有效的：即不在遗产继承时刻向继承者一次性课税（通过财产税方式），而是基于资本收入和资本存量价值在其一生中课税。
所有三种税——针对遗产、收入和资本——均扮演有用而互补的角色（即便对所有纳税人收入都完全可观测，不管其多么富有）。
我这里所说的是一个永久性的年度资本税，因而税率必须相当温和。
对于私人资本及其回报的永恒问题，资本税将是一种较少暴力且更为有效的解决方案。在依赖私人产权和竞争力量的同时，对私人财富征收累进税将以普遍利益的名义重新控制资本主义。每种类型的资本都将以相同的方式征税，没有先验的歧视，“在做出投资决策方面，投资者一般比政府更有优势”这一原则。
对 r>g 导致的不平等，以及对资本回报作为初始资本规模之函数的不平等，资本税是最适当的应对方案。
财产税的主要目的是通过要求财产登记来保障产权，而不是重新分配财富。
资本税是一个新想法，需要使之适应于 21 世纪的全球化承袭制资本主义。税收设计者必须考虑何种税收安排是合适的，应税资产的价值该如何评估，以及关于资产所有者的信息应该如何被银行自动提供和在国际范围内共享，以便税务机关不需要依赖纳税人自我申报的财产持有情况即可掌握准确数据。
保护主义自身并非繁荣的源泉和财富创造者。历史经验表明，旨在通过保护主义来显著改善民众生活的国家可能会面临巨大的失望。此外，保护主义对阻止 r>g导致的不平等或财富积累到越来越少的人手中无能为力。
2008年金融危机使得资本管制又兴起了。那次危机也鼓励一些国家积累额外的外汇储备。这可能不是对全球经济不稳定的最佳对策，但是它可以让单个国家在不丧失主权的情况下即可应付经济冲击。
资本流出问题目前在中国非常敏感，是中国资本管制模型的核心。如果中国愿意，尤其是如果其精英阶层同意，允许民主透明和法治政府与现代税收制度相结合（并不是确定的事），那么中国显然足够强大来实施我此前讨论的累进所得税和资本税。在某些方面，中国比欧洲更有能力迎接这些挑战，因为欧洲必须应付政治分裂和税收竞争的特殊紧张局面，这种局面可能会在未来某个时间到来。
一个看上去更和平的再分配和管理全球财富不平等的方法是移民。移民是将美国合为一体的黏合剂，是阻止资本积累获得其在欧洲的那种重要性的稳定力量，也是使得美国日益扩大的收入差距在社会和政治上可以被忍受的有效屏障。
凭借移民的再分配可能是可取的，但只能解决部分不平等问题。即便经由移民的途径，甚或仰仗穷国在生产率方面赶超富国，使得国家间的人均产出和收入得以平衡，但不平等问题——尤其是全球财富集中的动态——仍然存在。
欠发达国家将是更加公平和透明的国际税收体系的主要受益者之一。
(探讨在全球实行资本累进税的可能性，意义和原因。也讨论了其它替代方式，如保护主义，移民，资本管制等，都有各种问题。)
第十六章 公共债务问题
政府为其开支筹措资金主要有两种手段：税收和债务。一般而言，从公平和效率上讲，税收要远胜于债务。债务的问题在于它通常必须偿还，因此债务融资有利于那些有钱借给政府的人。从大众利益的立场出发，向富人收税总胜于向富人借钱。
这表明公共债务问题是一个财富分配问题，尤其是在公共领域和私人之间，而不是绝对财富问题。
如何显著削减像目前欧洲债务这样大的公共债务？主要有三种方法，可以按不同比例结合使用：资本税、通货膨胀和财政紧缩。针对私人资本的特别税是最公平和有效的解决方案。除此，通货膨胀可以发挥很大作用：历史上，大多数高额公共债务即如此处理。从公平和效率出发，最差的解决办法是旷日持久的财政紧缩——但这是欧洲目前正在遵循的路径。
欧洲家庭（或至少是那些拥有财富的：记住，财富仍然非常集中，最富有的 10% 的人群拥有全部财富的 60% ）所拥有的相当于欧洲全部之所有，包括其公共债务。
(削减公共债务的)一个解决方案是私有化所有公共资产。一个更加令人满意的削减公共债务的途径是征收私人资本特别税。这与债务违约只有两个区别:债务违约的后果很难预料。特殊的资本税与预留扣减率类似，但其好处是以更加文明的方式来处理事情。每个人都被要求做出贡献，同样重要的是这可以避免银行倒闭，因为最终付款的是财富所有者（自然人），而不是金融机构。
特别资本税是削减巨额公共债务的最好途径。这是迄今最透明、公正和有效的方法。通货膨胀充其量是对累进税的非常不完全的替代，会有一些讨厌的副作用。第一个困难是通货膨胀很难控制：它一旦开始，就不能保证可以停在每年 5% 的水平。第二个困难是，通货膨胀一旦变得持续并进入预期，政府大多数想要得到的效应都会消失（特别是任何想借钱给政府的人都会要求更高的利率水平）。最后，事实上通货膨胀是一个相对粗糙和不精确的工具。它有时在正确方向上重新分配财富，有时则不是。
金本位制的一个明显问题是，总体价格水平的演变主要依赖于发现金银的风险。这些缺陷使得世界无论何时重返金本位都非常不可能。
中央银行担当“最后贷款人”的角色：万一出现彻底的恐慌，它们必须创造必要的流动性来避免金融体系的大面积崩溃。
中央银行本身不创造财富，它们重新分配财富。更准确地说，当美联储或欧洲中央银行决定创造额外的 10 亿美元或欧元时，美国和欧洲的资本不会增加同样的数量。实际上，国民资本不会有一美元或一欧元的改变，因为中央银行进行操作的手段常常是贷款。因此它们导致了金融资产和负债的创造，在其产生的那一刻，即彼此完全平衡。
中央银行通过提供必要的贷款为工人支付工资或者为供应商支付货款，行使权力阻止银行或非金融企业倒闭，但它不能强迫企业投资或家庭消费，也不能强迫经济重新开始增长。它也没有权力设定通货膨胀率。
能够高效迅速地解决货币问题才是央行最强大的撒手锏。
中央银行的弱点在于很难精确地决定不同的公司适合获得多长期限、多少数量的贷款，还有管理作为结果的金融资产组合的难题。
它可以大规模地快速重新分配财富，但也可能在目标选择上犯严重错误（像通货膨胀对不平等的影响就相当有害）。因此，限制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的规模更为可取。
是不能正确定向其导致的再分配。结论是，累计资本税不仅可以当作永久税收，还可以在应对重大金融危机时作为特别税来征收。
债务常常成为劫贫济富的间接再分配形式，财富从有适度储蓄的人转移到有钱借给政府的人（一般来说，他们应该缴税而不是贷款）。
考虑到公共债务的规模，净公共财富几乎为零，但是净私人财富如此之高以至于二者之和达到了一个世纪中的高峰。因此，认为我们将耻辱的债务负担留给子孙，应该充满懊悔并且乞求原谅的想法简直不可理喻。欧洲国家从未如此富裕。另一方面，真正可耻的是这样巨大的国民财富分配极其不公。私人财富建立在公众贫困的基础上，一个特别不幸的结果是我们现在在债务利息上的支出远超过我们投资于高等教育的费用。
这是必须尽快削减债务的主要原因，最好通过渐进的一次性私人资产税来解决，如果不行就靠通货膨胀。无论如何，决策应该由独立自主的议会经过民主讨论后做出。
未来数年最重要的事情将是发展新的所有权形式和资本的民主控制，我认为坚持这一点很重要。
当提到组织集体决策时，市场和投票箱只不过是两个极端。我们仍然需要创造新的参与和治理形式。
关键在于，这些不同形式的、资本的民主控制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每个相关个体获取经济信息的可能性。经济和金融透明度对税收目标确实很重要，但还有更多的原因。它们对民主治理和参与至关重要。
信息必须支持民主体制，它本身不是目的。如果民主哪天恢复了对资本主义的控制，它必须从认识到这一点开始，即包含民主和资本主义的具体机构必须被一而再、再而三地重新改造。
(解决公共债务问题，有资本税、通货膨胀和财政紧缩三种方法，作者认为资本税是最佳的方式。通货膨胀是以前西方政府常采用的方式，但有很多副作用。中央银行本身不创造财富，它们重新分配财富。其最重要的作用不是调控通胀，而是在危机中作为最后贷款人，为市场提供流动性。其优点是反应很快，缺点是无法有的放矢。对资本的民主控制取决于信息公开。)
结论
我的所有结论本质上都略显牵强，应该受到质疑和争论。社会科学研究的目的不在于制造数学上的确定性，而在于让形形色色的观点得到开放而民主的讨论。
资本主义的核心矛盾： r>g
本研究的总结论是：如果放任自流，基于私人产权的市场经济包含强有力的趋用力量（尤其是知识和技术扩散的影响），但是它也包含强大的分化力量，这将潜在地威胁各民主社会以及作为其基础的社会正义价值。
主要的不稳定因素与如下事实相关，即私人资本的收益率 r 可以在长期显著高于收入和产出增长率 g 。
不等式 r>g 意味着过去的财富积累比产出和工资增长得要快。这个不等式表达了一个基本的逻辑矛盾。企业家不可避免地渐渐变为食利者，越来越强势地支配那些除了劳动能力以外一无所有的人。资本一旦形成，其收益率将高于产出的增长率。这样一来，过去积累的财富要远比未来的收入所得重要得多。
对处于世界增长前沿的国家而言——并且因此最终对作为一个整体的地球而言——没有足够的理由相信增长率在长期会超过 1%1.5% ，不管采取何种经济政策都是如此。
20 世纪中两次世界大战很大程度上将过去推倒重来，显著降低了资本收益，从而制造了资本主义基本结构矛盾（ r>g ）已经被克服的假象。
可以向资本收入征足够重的税，把私人资本收益率减少到低于增长率。但是，如果不分青红皂白地狠下重手，会有扼杀资本积累动力的风险，从而进一步降低增长率。那时企业家将不再有时间变为食利者，因为大概已经没多少企业家了。
正确的解决方案是征收年度累进资本税。这将能避免无休止螺旋式的不平等，同时保护对新型原始积累的竞争和激励。
历史经验表明，财富的这种巨大不平等与企业家精神没有任何关系，也对提高增长毫无益处。
这一解决方案（累进资本税）的困难在于，需要高水平的国际协作和区域政治一体化，这对早些时候社会就已达成妥协的民族国家而言很难实现。
但是完全竞争不能改变不等式 r>g ，它并非任何市场“不完全”的结果，而是正好相反。虽然确实存在风险，但我没有看到任何真正的替代选择：如果我们想要重新控制资本主义，就必须把赌注都押到民主上——在欧洲，是欧洲范围的民主。
我把经济学看作社会科学的一个分支，与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和政治学并列。我更喜欢“政治经济学”（ political economy ）这一表述，它可能显得有些过时，不过在我看来传递了经济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的唯一区别：其政治、规范和道德目的。
从一开始，政治经济学就寻求合乎科学地（或者说，理性地、系统地和有条理地）研究在一国的经济和社会组织中国家的理想作用。它提出的问题是：何种公共政策和制度可以引领我们更加接近理想社会？这种毫不掩饰的研究善恶的抱负，可能会让一些读者发笑，因为在善恶问题上，每个人都堪称专家。不可否认，这是一个经常不能实现的抱负。但它也是一个必要的、真正不可或缺的目标，因为社会科学家太容易自绝于公共辩论和政治对抗，而只满足于扮演评论员或其他观点和数据的破坏者角色。社会科学家，像所有知识分子和公民一样，应该参加公开辩论。他们不能满足于援引宏大而抽象的原理，比如正义、民主和世界和平。对于特定的制度和政策，他们必须做出选择和表明立场，不管是针对社会国家、税收体系还是公共债务。每个人都各有其政治立场。世界并没有分成两部分：一边是政治精英，另一边是时事评论员和观众，他们的职责只是每四到五年往票箱投一次票。倘若认为学者和民众生活在分离的道德世界，前者关心手段，后者注重结果，我相信，这是一种不切实际的说法。尽管这样的说法容易理解，但在我看来，有害无益。
很长时间以来，经济学家一直试图根据其所谓的科学方法来自我定义。实际上，那些方法往往过度使用数学模型，它们常常不过是一个借口，为的仅仅是占领研究领域以及掩盖内容的空虚。太多的精力已经而且仍然浪费在纯理论的推演上，没有人想要解释经济事实，也没有人想要解决社会和政治问题。今天的经济学家对基于可控实验的实证方法充满热忱。当适度使用的时候，这些方法可能是有用的，也的确使一些经济学家转向研究经济学中的具体问题和各国的第一手资料（早就应该如此）。但是这些新方法本身有时候抵挡不住某些科学幻想的诱惑。
新方法经常导致研究者忽视历史，也认识不到历史经验仍然是我们知识的主要来源。
我们从历史（尤其是 20 世纪的研究）中得到的不完全的经验和教训，具有无法估量的和不可替代的价值，可控实验永远无法与之相提并论。要想学以致用，经济学家必须首先学会在方法论选择上更加务实，要利用任何可用的工具，从而与其他社会科学学科更紧密地合作。
相反，其他学科的社会科学家不应该把经济事实的研究留给经济学家，且一定不要在出现数字的时候，因害怕而落荒而逃，或者自我满足于说，每个统计数字都只是一个社会建构，这当然是真的，但并非是全如此。说到底，两种反应是一样的，因为它们都把研究领域丢给他人。
19171989 年的两极对抗现在已成为历史。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交锋抑制而非刺激了历史学家、经济学家以至哲学家展开关于资本和不平等的研究。

9，作者对问题的解答：
资本主义社会财富分配不平等的原因是资本收益率远大于经济增长率，即r>g。这是人类历史的长期惯例，直到二战后，由于人口增加和科技进步，经济增长速度加快，才出现了反转，即r<g。作者认为这只是特例，并不具有可持续性，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r>g的程度又逐渐恢复到二十世纪初的水平，到二十一世纪，由于科技创新减慢，人口增长率降低甚至出现负增长，人类可能又回到十九世纪那种极端不平等的状态，而这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甚至引发新的，真正的”世界大战”。要控制这种财富的不平等，作者给出的解决方案是开征全球性的资本累进税，根据每个人的资本存量来征税，资本量越高，税率也越高。这么做主要目的并不是获得收入，而是可以加强对资本的监管，控制资本过度集中。收的税可以用来改善社会国家的社保体系，以及降低公共债务比例，这比用通货膨胀来抵消债务副作用要小得多，也更加公平。而这么征税的前提是政府对每个人的资产状况的掌握。这需要国际合作信息共享。

10.我对作者解答的评论：
首先来说作者对问题原因的分析:资本收益率大于经济增长率，从而使财富分配不平等加剧，因为资本的收益大于劳动的收益。至于r>g的原因，作者认为各个国家情况不同，但历史数据如此。资本的收益是从那里来的呢？马克思的《资本论》一部书都在说这个:资本的收益(即利润)就是工人的剩余价值。经济增长应该是资本家获得的剩余价值+工人获得的购买力，既然前者的增长率大于总的增长率，那工人获得的购买力(劳动价值)的增长率就小于总的增长率了。这一过程持续下去，就是马克思所谓的资本主义的矛盾了:资本家的剩余价值无法实现，生产流通停滞。这只有靠破坏性摧毁生产力来暂时解决。二十世纪这个矛盾有了一定程度的解决，原因作者说了很多。看具体时间段，似乎正好是苏联等国崛起，跟资本主义世界冷战的时候，不知道跟这个有没有关系。而二十一世纪，由于科技创新减慢，人口增速减慢，经济增长率降低，资本收入/国民收入的比值会重回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高位，不平等会加剧。这个要分析一下，首先经济增速减慢，资本收益率不会也降低吗？毕竟它就是经济增长的一部分。其次，科技创新真会减速？我看未必。最后，人口增速减慢，只是部分国家发生的事，其它国家未必，因此只是族群比例的调整。就算真的全球人口增速放缓甚至停滞，既然人对经济来说是一种资源，资源供给减少，是不是替代资源就会出来的？对，我说的是AI。如果能用AI代替人类劳动，使人类摆脱需要把大部分时间用于工作以获取生存资料的命运，而把时间用于更有意义的事情上，这不就是现在少数”食利者”所过的生活？到那个时候，财富的多寡似乎对大多数人就不是个问题了。从这个意义上说，AI可能也是解决平等问题的一个途径。作者似乎认为二十世纪只是一个插曲，人类还是要回到那种极端不平等的常态中去，而我认为人类到目前为止的大多数人必须出卖劳动换取生活资料(而且所得小于所付出)的状态才是一种暂时的阶段，迟早有一天要过渡到人人都是食利者的阶段，而被”食利”的，不一定要是人的同类。当然有个问题是不知道这一天何时到来，要做好自己这辈子也看不到这一天的准备，因此，本书对我个人来说的启示就是要尽量增加自己的资本收入，如果资本收入超过工作收入，可能我个人就自由了。至于具体怎么做，那是术的问题了。
再来分析作者提出的解决方案:开征全球范围内(至少大洲范围内)的累进资本税。在我看来这不现实，且不说世界各国有各种各样的政治体制，就算都是资本主义国家(不管名义上如何)，还有各种各样的组织形式:君主立宪的，共和的，议会制……就算这些都能搞定，在一个拥有资产者(就不说资产阶级了，现代社会有点资产太容易了)主政的国家对资产收累进税，与虎谋皮吗？阻力会非常大的。另外正如资产越多的人其资产收益率会越高一样，他们也有更多的动机和手段来避税，最后板子还是落在资产不多的普通人身上。
最后吐槽一下书名:书虽然很厚(我读的kindle版，倒看不出来)，但其实就讲了r>g引起贫富不均的问题，以及通过累进资产税解决的可能性，跟原版的《资本论》相比内容范围窄得多，叫《21世纪资本论》有点扯，还是原文的书名直译《21世纪的资本》要好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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